然而，一阶价值共识的重要程度就一定弱于二阶价值共识吗？以是否存在分歧来区分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及其重要程度又是否成立？ 事实上，一阶价值共识并不一定弱于二阶价值共识，只不过没有产生分歧而已。

这导致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所缴纳的税收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从2001年的28．8％升高到2007年的42．6％，因而中国已在财政上高度依赖于社会。然而，在限制国家集中性权力的财政制宪民主一维，改革成效则颇为有限。

在国家的去全能化过程中，改革的新重心是在有限的国家职能范围内，提升公共物品供给的基础性能力。【12】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牢牢地掌控农业生产剩余。［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在收入一侧，税费改革一直致力于将各类非税收入（行政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规范化并强化监督。在支出一侧，部门预算改革要求以部门为单位编制更为细化的预算，并赋予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以主导权，削减各部门此前几乎不受限制的资金二次分配的自由裁量空间。

人大、审计制度改革需要改变整体权力架构，皆超出了纯粹预算技术改革的范围，而《预算法》修改虽历十余年，几经博弈，最终几乎没有触及人大、审计制度改革本身。【7】［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6—93页。50.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23页。

这些非婚生活方式，以个体的自主性和生活的独立性为基础，拓展了新的社会生活空间。34.王德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问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笔者认为这一解释路径需要商榷，因为我国家庭立法中未采用过亲权概念或建立相关制度，不宜引入亲权来理解我国宪法的规定。1、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的内涵 对于此处父母的理解除了包括生父母、继父母和养父母，还需要适当考虑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比如，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而出现的代孕、妇女借她人的卵子或者胚胎怀孕生产等诸多新的现象。

27.比如《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个人价值和个人能力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国家需要相信公民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个体，足以对婚姻这样的事务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选择和判断。

42.父母对于教育场所的选择，包括学校选择权和学校类型的选择权，以及在家教育选择权。35.秦奥蕾：《生育权、计划生育的宪法规定与合宪性转型》，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第44页。3、第49条第3款的规范性质 第49条第3款采用了义务性的话语，使第49条呈现出权利+义务的混合特色，有学者采用亲权理论来解释父母的教养义务这一款的内容。男女平等已经不再是来源于西方、局限于城市、停留在知识分子圈中的空洞表述，而是与中国本土社会有了更多的协调和融合，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人民对于家庭生活的理解，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具有了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也为1954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根据制度性保障的要求，立法者不得破坏家庭制度的核心。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在彼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作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战略措施，被确立和固定下来，进而由宪法总纲确认为基本国策，其内含的公共利益价值也为限制夫妻生育权提供了目的正当性，所受限制的具体内容和程度则取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形塑。比如，夫妻解除婚姻关系之后，双方都不抚养孩子，未成年子女因为父母离婚而陷入生活困境。有关制度性保障部分的论述，都可以转化成为基本权利具有的客观法功能之一。

而至于该核心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包括：对弱势家庭成员的保护、维护异性婚姻、自愿结合、夫妻相互扶持和男女平等、甚至是维护传统的家产制。制度性保障仅是其功能体系中的一项。

父母履行对未成年人教育义务的方式，包括提供物质支持、言传身教进行家庭教育，选择教育场所、参与学校教育等。中国古代家族中，妇女的地位低于家中的男性，观念层面一般是儿优于女、夫优于妻、父优于母。

婚姻寄托着个体之间的情感，以及双方作为整体对下一代（如果有下一代）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人们也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和表达，即婚姻家庭。43.李拥军：《孝的法治难题及其理论破解》，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73页。如果不以婚姻、血缘亲属关系为前提，其他形式的同居共财，并且有永久共同生活实质的样态越来越多，比如：同性生活伴侣、异性同居关系等。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强化父母对子女的成长所承担的照顾义务，这也是家庭基于其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而对国家人口教育任务的分担。结合第49条着眼的主要场景是家庭之中，因而这里应该将禁止的对象理解为其他家庭成员。

又比如另一个典型事例，一位老妇有3个儿子，本应不愁养老问题，但这3个儿子都不管不顾，最终导致这位老妇悬梁自尽，酿成令世人难以接受的悲剧。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的冲击下，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逐渐淡化，离婚率上升导致家庭稳定性下降，婚姻成为财富集中再分配的方式，家庭被物化，其价值内涵发生了错位。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结构即延续了以婚姻作为主线和核心的体例传统。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四，这些家庭关系的不同面向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联系。类似观点还可参见谭倩：《基本权的制度性保障探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31页。

原因在于魏玛宪法将各种新兴权利类型都纳入其中，导致基本权利篇的肥大现象，使基本权利的规定空洞，沦为单纯纲领。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语义表述，采用了传统的自由权话语，体现了婚姻自由具有对抗国家干预的防御权面向，突出了公民个人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行为负责和排除他人干涉的目的。宪法中的各项原则与权利保护的规定，最终需要落实在下位法律规范中。17.郭康健：《社会转变下的家庭》，载刘锡霖、郭康健主编：《蜕变中的中国家庭》，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1页。

这些新的家庭形态及其内部关系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形成具体制度予以形塑和规范。毛泽东曾分析过，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夫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第二，除了婚姻之外，家庭还包括收养、血缘关系、同居、单独生活、未婚生育、同性伴侣等多种形成方式。如今，在男女平等理念的关照下，女性地位不断提高，赡养扶助所体现的孝不应该仅仅指向男性尊长，孝道的享有人也要扩大至女方。

文章认为，亲权是基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从保护人性尊严的角度，并联系第49条第3款，可以推出我国宪法保护亲权。基本权利 一、引言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

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义务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并且明确国家应该监督父母履行这一义务。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和家庭形成途径的多样化趋势，分析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变迁，以开放的视角界定宪法中的家庭形成路径，以回应现代社会中的新形势和新现象。在苏联以及独立后的各共和国，部分离婚后独居的老年妇女和男子生活困难，无人照顾。但是，如何界定弱势群体，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并区分出这一类人群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第三，家庭关系也具有层次上的丰富性，既包括基于婚姻形成的夫妻关系，还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弱势家庭成员的特别保护。生殖辅助技术为生育与婚姻的分离提供了更多客观可能性，使婚姻传宗接代的功能弱化。

56.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1.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8.参见周伟编：《宪法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4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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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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